三十二岁女性学什么好
90后曲艺金花再摘“牡丹”，杨婷：从艺路上心定心纯，期待曲艺花开岭南,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金羊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艾修煜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航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惠民演出在江苏宿迁举办，广州市文化馆“一团火”曲艺创作基地演员杨婷凭借节目《梦想成真》喜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夺得这一奖项，早在2008年，杨婷参演的《中国娃娃爱曲艺》节目，便摘得了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2014年，杨婷参演的曲韵串串烧《年味儿》还曾登上央视马年春晚。
↓↓【视频】↓↓
Flash version 9,0 or greater is required
Download latest version from here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朵“90后”曲艺金花，听杨婷回忆了自己20多年的从艺路、介绍了身后同气连枝的曲艺大家庭，讲述自身对于曲艺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曲艺传承的期待。
【学艺路】
妈妈当伯乐，十岁广州学艺
杨婷出生在河北，因从小热爱表演，又因家族里出了两位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春、史琳，小小年纪便南下广州学艺。随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杨婷与两位哥哥逗笑、逗乐，三位姐妹杨蔓、杨苗、杨倩一同学艺、一同成长，拥有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共同从艺经历为联结的曲艺大家庭。
羊城晚报：你从何时开始学习曲艺？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
杨婷：2000年，我10岁时开始正式学艺。当时在老家河北的农村上学，我妈妈觉得我惯爱“人来疯”，喜欢唱唱跳跳，可以试试演艺这个行业。恰巧身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爷爷杨子春回老家探亲，我妈就去学校把我逮了回来，给我换了条裙子，让我表演了个下腰，唱了一段、跳了一段。爷爷看后觉得我是块材料，就答应了。
羊城晚报：之后就千里迢迢来了广州？你小小年纪心里不打鼓吗？
杨婷：不怕是不可能的，当时条件不好，家里人也没送我，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送我上车时，我爸哭得不行，他最疼我，舍不得我。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还特别晕车。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杨子春夫人），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的第一印象，“张嘴只能看到一排牙”。太黑了，哈哈。
羊城晚报：学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杨婷：就是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基本上，每天就是练功、吃饭、学习、睡觉。爷爷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架山膀一错就罚下腰，要不然就罚走圆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天天就是练，大清早五点半一睁眼就练功。
羊城晚报：这种军事化的学艺日子，过了多久？
杨婷：直到2016年，我跟爱人结婚才结束宿舍集体生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宿舍都还保留着，我们排练的集合点叫3701，是部队分配给爷爷的一间老房子。我们所有的创作灵感都出自那里。直到现在，一有创作任务，大家还是小鸟回巢一样，“3701集合”！
羊城晚报：你们日常要练哪些功？
杨婷：练语言、练唱、练形体、练舞蹈。舞蹈我们要练踢踏舞、民族舞、街舞；唱类要练单弦、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很多曲种；还要练乐器，二胡、四胡、椰胡、三弦、八角鼓、快板、云板、铜板……都得学，都得掌握。
羊城晚报：所以，曲艺家得首先是一个杂家。
杨婷：对，先是杂家，博采众长，广泛涉猎。再各门都钻，然后做到各项都专。
【拿新奖】
反串老阿叔，再摘“牡丹”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曲艺界最重要的奖项和文化盛事，是无数曲艺人为之奋斗的“明珠”。本届牡丹奖共收到报送节目472个，数量为历届之最。能够脱颖而出，杨婷直言感恩和兴奋：“大家群策群力，才又摘得一朵‘牡丹花’，我的内心很感恩。”
羊城晚报：小时候想家怎么办？会有叛逆、不想干了的时候吗？
杨婷：每天晚上都会想，除了哭，也没其他办法。天南地北大老远，我一个小孩，没有钱也不会买票，也没有办法跑去哪儿。
羊城晚报：所以学艺对你来说，一开始就是一条没法回头的路？
杨婷：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头，但是练得越久，自己也会越喜欢，也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含辛茹苦。渐渐地，也会觉得曲艺是我的精神支柱。
羊城晚报：除了苦，学艺路上，有啥温馨有趣的事情？
杨婷：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了一家人。当时我们“四小杨”四个女孩住一个房间，都姓杨，房间就叫“羊圈”。哥哥们住另外一屋，那时逗笑逗乐都比较胖，一米八的大高个有两百斤，他们的房间就叫“猪屋”，哈哈。
羊城晚报：2008年，就曾凭借《中国娃娃爱曲艺》摘得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此次再获新人奖，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触吗？
杨婷：新人奖是个人奖项，对表演者的要求很高，能得此奖，我自己是很激动的。我今年已经32岁了，能在超龄前达成这个心愿，确实很难得。还有，我看了获奖名单，基本上每位获奖者都有很长的艺龄，这也再次提醒我，对于曲艺人来说，基本功要坚实，要把根在舞台上扎牢。
羊城晚报：从你本人的角度来看，获奖作品《梦想成真》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
杨婷：首先，内容上讲述的是援藏驻村干部的故事，立意比较高。其次，形式上的亮点是反串，我要演一个藏族老阿叔。反串自然是有难度的，声音、形体都要特别留意进入角色当中，还要唱得地道。此外，整个表演过程需要自弹自唱，还要加入表演，既考验动作的协调性，也考验跟其他演员的默契，确实挺不容易的。
羊城晚报：排练和筹备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杨婷：《梦想成真》最初是爷爷去西藏采风时写的。参赛前，为了保证内容的时效性，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润色：在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词都推翻，所有的唱腔都推翻，所有的表演形式、排位都推翻……再加上我还有其他活动要忙，整个人处于快被逼疯的状态。过程中，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心想“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新人奖太难了，全国就五个，怎么就轮到你头上？”但是后来，凭着一股不服气、不甘心的劲儿，我坚持了下来。
羊城晚报：得奖之后，家人们有跟你说什么吗？
杨婷：就是说“恭喜”，大家既有平常心，又觉得很激动、兴奋、来之不易。每得一个奖，爷爷奶奶都会肯定我们，说“这是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
羊城晚报：从艺这么多年，你认为哪几个作品可以称得上你的代表作？在你眼中，一个好的作品要满足哪几个标准？
杨婷：《中国娃娃爱曲艺》《八面春风唱辉煌》《科学发展砺雄狮》和《一波三折》，包括这次获奖的《梦想成真》都是很好的作品。第一，观众要觉得好；第二，思想高度要高，要符合时代；第三，故事性要好，内容抓人；第四，表现形式要新颖，还必须根归曲艺。
羊城晚报：再摘“牡丹”后，你的新目标是什么？
杨婷：我期望我们一家八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剧。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牡丹奖”等重磅奖项，创作和演出的实力是很过硬的。
【忆波折】
患病写遗书，排练仍不懈
“宝剑锋从磨砺出”，尽管有爷爷奶奶的哺育和兄弟姐妹的相扶相助。从艺路上，杨婷经受的磨砺并不少，由于经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繁重的演出任务，杨婷常年受到颈椎疼痛的困扰，在20多岁花一般的年华里还面临患上乳腺肿瘤的风险，“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一阵大风就能把我刮倒。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从艺路上，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婷：生病。可能是因为经年累月超负荷的排练和演出，我的颈椎常年不好。23岁那年，我的乳腺又出了问题，疼痛肿胀到感觉像要爆开了，内里又硬得跟石头一样，怀疑是得了恶性肿瘤。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感觉一阵风就能把我吹倒。但我每天还是坚持唱，坚持练，坚持下部队，所有人看着我都觉得好可怜好辛苦。其间，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
羊城晚报：为何在遗书都写好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练功？
杨婷：不然我还能干啥呢？我那时就是不想闲下来，让我干啥都行。我只要在家里待着就会想着去收拾东西，相当于提前整理遗物，爷爷奶奶看见了会更心疼。记得当时我经常正上着课，爷爷奶奶就会突然哭得不行，然后大家就哭成一团。
羊城晚报：生病的经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历练。
杨婷：对，我的抗压能力特别强，我是一个不娇气的人，多大的亏我都能吃。也是因为心态好和幸运吧，2017年，我儿子出生后，我各项体检指标都正常了。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从一个学艺者转变成一个较成熟的曲艺表演者？
杨婷：应该是25岁左右。小时候爷爷奶奶说啥就是啥，十七八岁开始对曲艺有自己的理解，但停留在表层，真正深入进去应该是23岁至25岁之间，有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自己创作。慢慢深入理解到什么是真正人物化的表演，什么是有内容的创作，什么是紧跟时代等等。
曲艺这行有个特点是“自己做饭自己吃”，没有那么多人给你服务，很难有专门的创作团队给你写好了作品再供你去演。每个曲艺表演者有自己的强项，可能是演，可能是唱，可能是创作，可能是组织能力……但是大家在创作作品时，是一个集体，一个团队。
羊城晚报：那你的最强项是什么？
杨婷：我最擅长演，唱和排戏也不错。一般演个男孩、老太太、老爷爷，这种特别需要放得开的角色，基本上都是我。
羊城晚报：这跟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系？
杨婷：有关！放不开你就演不出来。我先生是很斯文的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来看我排练。那天刚好我在演一个日本鬼子，头发盘起来、穿个衬衫、贴个胡子，还有很多夸张戏谑的唱腔……就是一个地道的丑角。当时他在台下，但我也得甩开膀子演起来啊，不放开就没效果。那天，爷爷表扬我了：“当着对象的面也敢这样撒开了演出来，真棒！”
【说心境】
既要保持钝感，也要充分敏感
“曲艺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采访中，杨婷频频对羊城晚报记者感叹。回望来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下部队、第一次得奖……”无数个“第一次”见证了杨婷一步一脚印地成长。她认为：“艺术从业者的心一定要定，才能耐得住寂寞，练得好基本功，传承好技艺。”
羊城晚报：从业22年来，有哪几个节点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
杨婷：太多了……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得奖等等。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时还很小，懵懵懂懂、带着一定会挨骂的念头去的，那时我和杨蔓在一个音乐类曲艺节目里，一人演红灯一人演绿灯。后来，广东电视台把节目播出来，全家人都兴奋不已，觉得我俩是“上过电视的大明星了”，杨倩和杨苗的妈妈顺势就把她俩也送来学艺，这才有了我们“四小杨”。
羊城晚报：2008年，你参军入伍。其实从2000年开始，你便连续21年跟随原战士歌舞团下部队慰问演出。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杨婷：下部队演出的演出量是比较大的，每下一次部队大概是20天，早上演一场，下午演一场，晚上还要演一场，一天三场，我们得带着几大箱乐器，还得自己搭台。一年时间里，我大概能演120场。
我记得有年在海南慰问演出，气温实在太高了，我们的脸上都直接爆皮，衣服没有一天能全干，全被汗水浸得湿透透的。
羊城晚报：很多曲艺大家都借助影视平台大放异彩，从业多年，你从没想过走多栖发展的道路吗？
杨婷：2014年左右，有经纪公司伸出橄榄枝想要包装我们“四小杨”，但我们没有去。那时候对娱乐圈有误解，觉得如果选择了走签约艺人的路线，就没办法专心钻研曲艺了。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简单，生活中就只有曲艺、舞台、表演，对于社会并不了解，原来甚至连换身份证都不知道去哪儿办、该怎么弄，有点大白痴的感觉（笑）。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心要纯”是第一位的？
杨婷：对，但是现在我的思想转变了。现在觉得不管哪条路，只要自己把握好，坚持做个有追求的曲艺人，与娱乐圈、影视圈多多互动，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宣传曲艺的手段。
羊城晚报：生活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当中，会对艺术创作有帮助吗？
杨婷：有，心思会比较纯净，只想自己应该想的事情。
羊城晚报：艺术家不是应该对社会有更深刻的洞察吗？
杨婷：所以平时要多看书、多看报、多学习，要多听长辈的教导，上级开会我们也去旁听，领会精神。当要去创作某个题材的作品时，我们就会深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了解、去采访。
羊城晚报：就是“既要有钝感，也要敏感”？
杨婷：是的，曲艺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是用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你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耘艺术。你可以接商演维系自己的生存，有了资金财力支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但没有“以艺为先”的思想支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心境不能不纯。
【谈承传】
做大群众基础，再求拔尖人才
如今，杨婷不仅是一名曲艺演员和创作者，舞台之外，她还是一位曲艺文化的传播者。她表示：“我打从心底里想把曲艺的传承工作做好，以往我走到哪里都是年龄最小的，心理上也总觉得自己是小孩。这两年，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中坚力量了，要自觉地把一部分责任担起来了。”
羊城晚报：你现在有在带学生吗？你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杨婷：有，我现在手上亲自带了七八个学生。我对基本功很看重，希望学生能把基本功夯实，再去深耕一个个作品。我的教学风格有点儿随爷爷奶奶，还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
羊城晚报：但练功的强度跟你们小时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吧？
杨婷：对，完全不一样。于他们来说是爱好、娱乐，对我们来讲是职业、事业。即便有孩子想把曲艺作为事业，多数家长也会犹豫。我是不希望这种现象发生的，但是这种现象是肯定会发生的。
羊城晚报：你们接受的曲艺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旧模式了吗？在曲艺传承方面，探索出一条完善的新路了吗？
杨婷：对，我们之前有点像《霸王别姬》里面那样，口传心授、住家习艺，戏比天大。现在只能是普及式、广泛式的教学，以便激发孩子们对曲艺的兴趣，比如给他们演好的作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鼓励为主。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好多学校也在邀我们去开设曲艺课。
羊城晚报：所以，你们就是尽量把受众基数做大，能不能出人才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杨婷：确实是这样，尽管政府、文联、曲协、文化馆等各方非常支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仍是特别紧要和紧迫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完全胜过旧时的方法。现在也少有人愿意把自家儿女从小交托到曲艺这一条路上，但曲艺演员好就好在“越老越吃香”，有才华能吃苦、对这行有热爱的孩子还是应该勇敢追梦。
羊城晚报：你觉得杨子春、史琳二位老师给你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杨婷：教会我做人做艺，先做人再做艺。爷爷有一句话“为活而活，没辙找辙”，还有“拳头永远是拳头，单指永远没有它重”，运用到曲艺里就是要综合发展，不能只会一项。在他眼里，我们确实比别人苦得多，但未来收获的幸福也会多。
另外，爷爷奶奶很新潮、不守旧，非常喜欢创新，但是绝对要求专业，“不能变着变着没有曲艺的味儿了”。
羊城晚报：如今，你对曲艺这个行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杨婷：我希望它遍地开花。曲艺在北方大受欢迎，在广东相对小众。将来，希望我能创作更好的艺术作品回馈观众，也希望北方曲艺在南方开出更美的花朵。
编辑：聂青
16年前，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了一门讨论死亡的新课程。课堂上，老师和年轻医学生交流的话题是“认识、理解生命和死亡”。
大家从最初的忐忑、试探，到如今变得坦然、坚定。时下，这门课成了全校爆款课程，并引发了更多思考和探索。
在山东省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告别厅参加体验教学活动后，一名医学生为逝者系黄丝带祈福。
修改课程名称
新课程的设立，缘于2006年频繁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这一年，有媒体在年终盘点时，将其称为“中国大学生自杀年”。
“那时我就想，大学生应该有一堂课来认识、理解生命和死亡。”当时32岁、有着哲学专业背景的山东大学医学院青年教师王云岭向学校提议，开一门讨论死亡的课程。
有调查发现，出现自杀或暴力伤害行为的学生多存在漠视生命、生命意义感与价值感不强等问题，缺乏良好的生死价值观。死亡教育正是通过探讨死亡的本质，将正确的死亡知识传递给人们，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深切体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死亡教育于20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后，在国外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系统的教育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死亡教育相关文章开始引入我国。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生忌死”“未知生、焉知死”等的认知和态度，民众普遍把死亡看作是忌讳的话题。当时，国内真正聚焦死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较少，针对学校开展死亡教育教学研究的报道更是少见。
最初，王云岭的设想是把这门死亡课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和家长能接受吗？大家会不会误解，认为这样的课程太消极？有没有更稳妥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课程的开设？带着重重顾虑，学校暂时搁置了这项方案。取而代之，王云岭所在的医学院提出，可以先在本院开设该课程。
王云岭接受了建议，并修改了课程名称，从一开始的“死亡课”改为“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后来这门课被学生们简称为“生死课”。
2006年，第一堂“生死课”如期开课，学生只有20多人。
也在意料之中
开课的过程柳暗花明，回过头来看也在意料之中。
王云岭分析说，医学院学生对死亡教育有着现实的需求。除课业、社会压力之外，医学生要学习如何救死扶伤，他们的见习、实习环境——医院，是最常见的“生死场”，有实实在在的生命压力。
王云岭回忆，最初医学院期待他开设这门课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医学生能对死亡的本质与意义有所了解，减轻初入职场时的死亡焦虑。而学习案例也常与死亡挂钩，比如病理、解剖等课程。
从16年前到如今，王云岭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实我们的专业课里也有跟生死相关的人文课。”山东大学医学院2020级护理专业学生谢昊说，护理专业有护理伦理课，涉及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等内容，但即便学完这些课程，还是会觉得死亡是别人的事情。“我还没有开始实习，但听一些学长学姐说，他们在实习时初次面对患者死亡，心理会非常不适应。”
谢昊讲到的现象并非个例。2021年，一项对我国中部某省多家三甲医院低年资（临床平均工作时间为12个月）护士的访谈研究发现，低年资护士在应对患者死亡过程中，经历了悲伤、恐惧、无能为力、失眠等负性体验。访谈中护士表示，在医院和学校均未接受过有关哀伤处理和应对方面的培训。
今年7月发表的一项对华东地区15所医院肿瘤科护士的调查研究显示，肿瘤科护士应对死亡工作的自我能力得分为（57.83±8.75）分。其中，情绪应对自我能力得分率最低（51.05%），说明其面对死亡工作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不足。
对死亡教育的巨大需求，在医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2020年，一项对北京市医学院校在校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医学生未听说过死亡教育；在对死亡教育有所耳闻的学生中，只有41.23%的医学生所就读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但绝大多数医学生未曾修过死亡相关课程。对于死亡教育，大多数医学生表示支持（非常同意占25.55%，同意占53.58%），理由包括开展死亡教育有助于心理健康、减轻死亡焦虑与恐惧、确立正确且积极的人生观与死亡观以及提高专业素质水平等。在调查对象中，63.24%的医学生希望将死亡教育课程设为必修课。
研究还发现，由于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死亡教育的欠缺而导致的负性情绪，有可能影响医学专业人员从容诊断治疗，以及实施临终照护的质量等。也正因此，在死亡教育开展较早、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医学院校都是开展此类课程的“第一站”和“高地”。
在王云岭看来，学会既珍惜个体生命，又对死亡“脱敏”，是一名医学生成长为医生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一门谈论死亡的课程开在医学院，是必选项。
究竟该怎么上
一门谈论死亡的课程究竟该怎么上？这是16年来王云岭不断思考、摸索和尝试作答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我国还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和模式，但从死亡教育发展较早、推广较系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主要是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等多阶段的系统教育完成死亡教育目标。也有国家推行以模拟入棺体验、假死体验等为核心的部分实训课程教育，让学员通过亲身体验反思生命的意义。更有学者提出，死亡教育应该包括死亡的本质教育、死亡以及濒死相关态度情绪教育、调试能力教育的三层次目标内容体系。
但如果把这些方式照搬到国内，可能会遭遇水土不服。一旦步子迈得过大，忽视文化冲突而引来异议，那么许多创新教学方式就可能因此收效甚微，甚至失去宝贵的支持而无法开展。王云岭的“生死课”要在文化观念和教学实效中妥帖地把握分寸，精准地取得平衡。
王云岭给出的答案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同时明确课程目标：遵守“由死观生”的认知导向，提升医学生的死亡应对能力。于是，课程先是延续了传统的授课方式，内容涉及自杀、安宁疗护、殡葬文化等死亡相关话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小心翼翼地拓展，首要是唤起学生对于个体生命的真实、感性认知。
“从小到大，没有人给我讲过关于死亡的事，死亡对于我来说神秘又陌生。”谢昊表示。他的感受在学生中极为普遍。
于是，王云岭在课堂上从提问开始：“什么是死亡？”
年轻的医学生回答得专业而理性，他们用心跳、呼吸、血氧饱和度等词汇描述着科学语境下对于死亡的判定。这样的答案很“医学”，但在王云玲看来还不够。
“大家觉得你们离死亡更近，还是我离死亡更近？”他继续问。学生们开始议论纷纷，并伴随着笑声。
“当然是老师。”谢昊下意识地回答。可一分钟后，教室里慢慢地从嘈杂变得沉寂。
“大学生也可能会猝死和自杀。”谢昊转念一想。
在师生问答之间，“死亡”这个概念变得立体起来，需要思考的其他方面被提了出来。
然后，是翻转课堂，老师把主动权交给学生。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1个月，你要给朋友或者恋人写一封告别信，会怎么写？”谢昊说，王云岭时常会留下类似这样的思考题。如今，谢昊对自己当初的答案已经忘记了，但对身临其境思考时的感觉却依然记得。
令2020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朱彩婷记忆深刻的，是有关患者生命质量的讨论。“老师先给我们看了一段重症监护室的视频，然后让我们思考，如果自己是肺癌晚期，将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朱彩婷说，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再学习接下来的安宁疗护相关内容，就有了更强的代入感和共情力。
沉浸式体验
自2017年起，为了让学生真实感受生命最后的过程，王云岭借鉴国外经验，把“生死课”开到殡仪馆。虽然称之为“参观殡仪馆”，但王云岭更愿意把它定义为“沉浸式生死教育教学”。
“课堂上讲授的生死学理论具有抽象性，难以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结进而引发共鸣，因而不容易影响其价值观。”王云岭说，当学生身在殡仪馆时，能亲身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死亡的氛围以及逝者亲属的哀伤，这种教学形式能够帮助学生对死亡“脱敏”，具有课堂教学难以达到的效果。
王云岭花了极大的精力设计这场教学活动。首先，学生参观遵循完全自愿原则，参观活动不计入期末成绩。在此基础上，他将整个过程分为一般沉浸活动和深度沉浸活动。
在一般沉浸活动中，他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设计参观路线，即先参观殡仪馆外观，以及对学生冲击力不大的区域，如生命之路、服务大厅；然后参观告别大厅、守灵间、骨灰存放处等；最后才参观殡仪馆的核心工作区域，如遗体化妆间、遗体冷藏间、遗体火化间等。殡仪馆讲解员全程陪同，并结合中国传统殡葬文化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逐渐适应心理冲击，以免产生心理恐惧甚至震惊。”王云岭解释。
经过专门设计、需要学生主动探索的参观活动，被王云岭列为深度沉浸活动。王云岭介绍，这是一个角色扮演活动，描述了一个为生活忙碌奔波的中年人因病离世，并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情形。剧中人物除医生外，均由学生饰演。活动分为五个环节：临终、告别、醒来、回归、分享，前两个环节是剧情，后三个环节是教学设计。
“整场活动的重点是第二个环节。”王云岭说，在这一环节中，全体师生要按照遗体告别仪式的程序，默哀、献花、鞠躬、瞻仰遗容、慰问亲属。低沉、哀伤的音乐，告别厅正中安放的“逝者遗体”、悬挂于告别厅正中位置的“遗像”，殡仪师严肃、认真的主持，现场氛围的沉静、凝重，手中代表哀伤的白色菊花……“这是一个接近于真实的遗体告别场景，对学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个别同学当场泪流满面。”王云岭说。
这种深度沉浸是否会令学生陷入角色，无法走出？王云岭也担心这个问题，并为此专门设计了后面三个环节：
一是醒来。全体师生闭目静坐听音乐。音乐结束，引导学生回到现实世界。
二是回归。安排社工对学生进行心理抚慰，鼓励大家相互提供心理支持，返程后带队老师还要对学生做心理调查，为有需求的学生做进一步心理辅导。
三是分享。让学生充分表达参与活动后的所思、所感。王云岭把这个环节作为评价这次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分享不仅是宣泄情绪，更可以引发共鸣，加深学生的体验。”令他欣慰的是，5年来，从未出现学生陷入角色而无法走出的情况。每次参观后学生自愿提交的参观报告，也表达了对生命或人生意义的思考、对如何处理与亲人关系的反思，以及个人的人生规划等。
一切都在改变
16年的“生死课”、5年的殡仪馆参观教学活动、学生们的积极反馈，让王云岭觉得，他可爱的学生们对生命和死亡都建立起更完整而清晰的认知，学会了探寻生命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
“经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对于死亡不是那么害怕了，不是那么忌讳了，在生活中面对这些问题会更加清醒。”谢昊这样描述自己的收获。“以后如果有条件，我想开一家死亡博物馆，把课上学到的观念传递出去。”生物学专业的雷若彬说，这是她在这门课上获得的启发。
“最重要的是继续学好专业课，去读研读博。”作为医学生的朱彩婷，一直记得课堂上播放的ICU视频，那里有患者的痛苦、亲人的无助。那时，医生就是力量和希望的象征。成为这些医生中的一员，是她奋发学习的动力。
朱彩婷也明白，当能力越大，收治的患者病情越危重凶险时，医生要实现治愈目标就越难。“生死课”的馈赠，让她在未来能有更强韧的精神和意志舒缓自身的压力，能够对患者及家属的境遇感同身受，为他们提供更加高效的指导和帮助，帮他们以更坦然的心态面对生命的无常。当医生与患者及家属达成对死亡认知的共识时，他们将在真正意义上构筑起同担生死、牢固和谐的医患关系。
几年前，有学生将去殡仪馆参观的视频传到了网上，这让“生死课”受到了“破圈”关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安宁疗护的关注，如何全面合理地看待死亡也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这门课，就这样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在学校支持下，2021年，申报这门课的学生数量大大超出了开放名额。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平均每分钟有19.3个人死亡，大约每3秒就有1人死亡。这些数字背后，是巨大而真实的生死教育需求。
多年来，包括王云岭在内的不少高校、医院的教师、专家、学者，不断推动生死教育发展完善。王云岭期待，上过“生死课”的学生们，不仅是死亡教育的接受者，还能成为死亡教育的传授者，把所学所思带给更多人。
文：健康报实习记者 门雯雯 记者 崔芳
图：苏建
来源： 健康报
就创造力而言，欧拉、柯西和凯莱自成一类，在他们后面跟着的是庞加莱。奠定凯莱最伟大的名声的，是他的不变量理论。不变量的概念对于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还不是它应该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许多物理学理论是必须修正甚至抛弃的；而不变量理论是纯数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的。
凯莱首创的另一个思想是“高维空间”几何，它对现代科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纯数学的思想，则无可比拟地更为重要。矩阵理论也是如此，它同样是由凯莱创立的。在非欧几何方面，凯莱为克莱因的杰出发现铺平了道路，这个发现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同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的非欧几里得几何，这三种几何都仅仅是某种更一般类型几何的特殊情况。
阿瑟·凯莱（Authur Cayley）于1821年8月16日出生在萨里的里士满。在他14岁时，被送到伦敦的国王学院。他很早就显示出数学天赋。他卓越才能的最初展现同高斯一样，年轻的凯莱在长数值计算方面发展了惊人的技巧，而他做这些计算是为了娱乐。在开始正式学习数学时，他很快就超过了学校里的其他学生。
凯莱17岁时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活，在剑桥大学读完三年级时，他在数学上已远远超出其他人。1842年凯莱21岁时，取得了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同年他又在更困难的争取史密斯奖学金的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
像阿贝尔、伽罗瓦和其他许多在数学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一样，凯莱也到大师们的著作中去寻找灵感。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他对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它发表于1841年，那时他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
在取得学位之后的第一年发表了8篇文章，第二年发表了4篇，第三年发表了13篇。当这些早期论文中的最后一篇发表时，这个年轻人还不到25岁，这些早期的文章，规划了他在此后50年内要从事的大部分研究。他已经开始了n维几何（这是他首先开始的）、不变量理论、平面曲线的枚举几何学的研究，以及他对椭圆函数理论的特殊贡献。
1846年凯莱25岁时离开了剑桥，进了林肯法律协会，看到19世纪英国有多少第一流的大律师和大法官是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名列前茅者，多少有点令人吃惊。凯莱在1849年取得律师资格。当上律师以后，他没有腐化堕落，他拒绝的事务比他接受的事务还要多。在14年的律师生涯，他还发表了两三百篇数学论文，其中有许多成了经典文献。
1814年9 月3日，詹姆斯·约瑟夫·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出生在伦敦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像凯莱一样，西尔维斯特的数学天赋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曾在伦敦大学学习过5个月，在那里接受了德·摩根的指导。在一篇《论共存的导数》的论文中，西尔维斯特说，我得感谢德·摩根教授，我为曾经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1829年，西尔维斯特15岁时进了利物浦的皇家学院，在那里待了不到两年。他在第一年结束时获得数学奖，此时他在数学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他的同学们前面，因而为他单独开班。1831年，刚过17岁时，西尔维斯特进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数学以，西尔维斯特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文学，他的许多论文都因为从这些古典文学中摘录了引文而更加生动。他对语言和文学形式的兴趣是敏锐深刻的。不变量理论的生动术语，绝大部分归功于他。西尔维斯特称自己为“数学上的亚当”。
1838年，西尔维斯特24岁时，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自然哲学（一般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教授，在那里，他的老师德·摩根是他的同事。他发现教科学与他的志趣完全不符，大约两年以后就放弃了教书。与此同时，他在25岁时，就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
1841年，西尔维斯特跨越大西洋去就任弗吉尼亚大学的数学教授，但因惩罚了一个侮辱他的学生，他被大学开除了。1846年32岁时，他进了坦普尔法学协会，准备从事法律职业，1850年取得了律师资格。这样，他和凯莱走到一起了。当时凯莱29岁，西尔维斯特36岁。
代数不变量的理论开始于一个极为简单的观察，不变性概念的各种各样的扩展，都是由代数不变量理论自然产生的。这个想法最早的例子出现在拉格朗日的著作中，以后又从拉格朗日进入高斯的算术工作。但是这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简单然而值得注意的代数现象，是一个广阔理论的萌芽。当布尔扩展了拉格朗日的工作时，他似乎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
任何曾经看见过解二次方程的人，都能懂得上面所提到的简单观察，它不过就是解二次方程而已。方程ax^2＋2bx＋c=0有两个相等的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b^2-ac=0。让我们把变量x用变量y=（px+q）/（rx+s）替换，这样，x就要用这个变换式的解替换，即x=（q-sy）/（ry-p）。这个变换把已知方程变成了另一个关于y的方程；设新方程是Ay^2+2By+C=0。通过代数运算，我们发现新方程的系数A，B，C能用原方程的系数a，b，c表示如下
由此很容易得出
这里，b^2-ac称为关于x的二次方程的判别式，因此关于y的二次方程的判别式是B^2-AC。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变换方程的判别式等于原始方程的判别式乘以因子（ps-qr）^2，这个因子只依赖于把x用y表示的变换式y=（px＋q）/（rx＋s）中的系数p，q，r，s。
布尔首先发现，在这个特殊的不起眼的结果中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每一个代数方程都有一个判别式，那就是说，有某个表达式，当方程有两个或更多的根相等时，而且仅仅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表达式等于零。布尔首先问到，对于一个方程来说，当x用相应的y代替时，其判别式是否除了一个只依赖于变换系数的因子外，保持不变？接着他问，除了判别式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由系数组成的表达式，具有在变换下不变的同样性质？他发现一般四次方程有两个具有这样性质的表达式。
然后另外一个人，德国数学家艾森斯坦，继续扩展布尔得出的一个结果，在1844年发现了一些既包含原始方程的系数又包含x的表达式，它们会呈现出同种类型的不变性∶原来的系数和原来的x 变成了变换后的系数和y时，由原始量组成的这些表达式，与由变换后的量组成的表达式，只相差一个因子，且这个因子仅依赖于变换的系数。
布尔和艾森斯坦两人都没有找出这种不变量的一般方法。凯莱就是在这一点上，在1845年以他开拓性的论文《论线性变换理论》进入了这一领域。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找出能够给所有上面所描述的那种不变量表达式的统一方法。
由于不变量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思想中极为重要，我们举出另外3个例子来说明它的意义。
想象画在一张纸上的、由相交的直线与曲线组成的图形。不把纸撕破，随意把它弄皱，试着想想什么是图形在弄皱前和弄皱后保持不变的最明显的性质。对在一张橡皮上画的图形做同样的事，以能想出的任何复杂的方式拉伸橡皮，但不要把它撕破。在这种情形下，显然面积和角度的大小、线的长度都不会保持“不变”。通过适当拉伸橡皮，直线可以被扭曲成你希望的几乎任何形状的曲线，同时原来的那些曲线可以被变成直线。
然而关于整个图形仍然有某种东西没有改变；正是它的简单和明显使它被忽视了。这就是在图形的任意一条线上，标志着其他线段与已知线段相交之处的点的顺序。这样，如果沿着从A到C的给定直线移动一支铅笔，在扭曲前我们必须通过这条线上的点B，那么我们在扭曲后从A到C 的途中仍然必须经过点B。顺序在一些特殊的变换下是一个不变量，比如说，在把一张纸揉成一个纸团或者拉伸一张橡皮的变换下是不变的。
这个例子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任何读过广义相对论中“世界线”相交的非数学描述的人，和想起这样两条线的一个交点标志着一个物理“事件”的人，都会看出我们所讨论的，与物理世界的一幅图景是同样的东西。强大到足以处理这些复杂的“变换”，并且实际上足以产生不变量的数学方法，是许多工作者的创造，其中包括黎曼、克里斯托弗尔、里奇、莱维齐维塔、李（Lie）和爱因斯坦。这整个广阔的纲领是由代数不变量理论的早期工作者们开始的，而凯莱和西尔维斯特是该理论的真正奠基人。
第二个例子是想象在一根绳子上套一个结，把绳子两端系在一起。拉动这个结，让它沿着绳子移动，我们把它任意扭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这种情形下，这些扭曲就是我们的变换，那么在所有这些扭曲下，什么保持“不变”？显然，结的形状和大小都不是不变的，但是结本身的“式样”是不变的。还有，在较老的物理学中，能量是“守恒的”；宇宙中的总能量被认为是一个不变量，在从一种形式，例如电能，到其他形式，诸如热和光的一切变换下，总能量是不变的。
不变量的第三个例子，需要更多一些提到物理学。一个观察者根据三个互相垂直的轴和一个标准钟，来确定某个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另一个观察者相对于第一个观察者是运动的，他希望描述的物理事件与第一个观察者描述的是同一个物理事件。他也有他的时空参照系；他相对于第一个观察者的运动，能够表示成他自己的坐标的一个变换。按照所考虑的特殊的变换类型，这两个观察者提供的描述在数学形式上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如果他们的描述确实不同，那么很显然，这一差异不是他们两人观察的物理事件所固有的，而是他们的参照系和变换所固有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只构造这样的数学表示，它们是不依赖任何特殊参照系的自然现象的数学表示，因此能够被所有的观察者表示成同一种形式。
这等同于寻找一个变换的不变量，这个变换表示了最一般的一个参照系的时空与另一个参照系时空的转换关系。这样，寻找基本自然规律的数学表示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在不变量理论中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从1876年到1883年，西尔维斯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度过。他深深感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在63岁时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数学生涯，他在1877年校庆典礼上的讲话中，毫不迟疑地公开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在这篇讲话中，他概述了他在数学和研究方面希望做的事。
有一些东西称为代数的形式。例如∶
第一式中的数字系数1，2，1，第二式中的数字系数1，3，3，1，都是二项式系数，与帕斯卡三角形中的第三和第四行一样；按次序下一个是
正确地说，它们不是几何形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体现在几何形式中；它们是为了使之存在的实现方案，或形成的运算方案，实际上是代数量。
每一个这样的代数形式都与无穷多种其他形式相联系，这些形式可以被看成是由第一种形式产生的。这些发散物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们有可能由合成一些有限数目的基本形式而得到。一大批数学家的目标，是找出这些代数形式的基本导出形式，它们称为共变式以及这些代数形式的不变量。
西尔维斯特的几乎所有公开演讲或篇幅较长的论文，除了技术细节以外，都包含许多可以引证的有关数学的东西。从他的著作集中，可以为初学者，甚至可以为有经验的数学家们，选编一本使人耳目一新的选集。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数学家像西尔维斯特这样，通过他的写作，如此透彻地展示了他的个性。
假如我不得不要长久地独自拥有现代数学所占据的如此广阔的领域，我会感到难过的。数学不是一本局限于封面和铜钉之间装订成册的书，只需要耐心就可以得到它的内容；它不是一座矿，它的宝藏可以花费长时间去占为己有，但它只存在于有限的矿脉之中；它不是一片土壤，其肥力能够因连续的丰收而耗尽；它不是一片大陆或海洋，可以规划它的面积，确定它的轮廓∶它像空间一样无限，而对于它的抱负来说，它发现空间也太狭窄；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无限的，像那在天文学家的注视下永远有天体挤进去、永远在增加的宇宙一样无限；它像意识、生命一样，不可能被限制在指定的范围内，或简化成一些永远正确有效的定义；它仿佛蛰伏在每一个原子中，蛰伏在每一片树叶、每一个花蕾和细胞中，永远准备着突然间迸发出新型的植物和动物实体。
1878年，西尔维斯特创办《美国数学杂志》，并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委任担任主编。该杂志给了美国数学以巨大的推动。今天它在数学方面仍然欣欣向荣，但是出版经费十分困难。
当凯莱接受了1881——1882年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讲半年课的邀请时，他和西尔维斯特又在专业上走到了一起。他选择了那时他正在研究的阿贝尔函数作为他的题目。67岁的西尔维斯特出席了凯莱的每一次讲座。
我们现在简单地谈谈凯莱除了关于代数不变量理论的工作以外，对数学的三项杰出的贡献。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创立的矩阵理论、n维空间几何，以及他的关于几何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给了非欧几何学以新的说明（在克莱因手里）。我们从最后一项开始，因为它是最困难的。
德扎尔格、帕斯卡、彭赛利，以及其他一些人创造了射影几何，其目的是要发现那些在射影下不变的图形的性质。测量（角的大小、线的长度）及依赖于测量的定理，例如毕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最长边的平方等于其余两边的平方和的命题，不是射影的，而是度量的，它们不能用通常的射影几何处理。
凯莱在几何学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越过了这样一个障碍。在他跨过它之前，它把图形的射影性质与度量性质分开了。从他的更高的观点看，度量几何也成为射影几何了，射影方法的巨大力量和它的灵活性，由于引入了"虚"元素，被证明可以应用于度量性质。任何学过解析几何的人都会回想起，两个圆相交于四个点，其中两个点总是“虚的”。
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形，例如同心圆，但是这种例外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极为罕见。
度量几何中的基本概念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和两条线之间的角度。凯莱用另一个也包含“虚”元素的概念代替距离，提供了把欧几里得几何和通常的非欧几何统一成一个更广泛的理论的方法。不用一点代数，不可能明确地说明这可能是怎样做到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注意到凯莱把射影几何和度量几何统一在一起，以及与上述其他几何的同种统一的主要进展就足够了。
当凯莱首先作出n维几何时，它比我们今天看起来要神秘得多，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相对论中的四维（时空）的特殊情形。人们有时候仍然说，四维几何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但是很久以前就由普吕克尔推翻了这种迷信；把四维图形放在一张平面的纸上是很容易的，就几何而论，整个四维“空间”也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首先考虑一个相当特殊的三维空间∶在一个平面上可能画出的所有的圆。这“全部”是一个三维“空间”，理由很简单，要确定这些圆中的任意一个，需要恰好三个数，或三个坐标。
如果读者现在来摹想一个四维空间，你可以想象用直线代替点，作为构成普通“固体”空间的元素。代替我们熟悉的固体空间，现在它就像一根根无限薄、无限长、直直的干草组成的有秩序的干草堆。要在我们的干草堆中确定一根特别的干草，恰好四个数是必要而且充分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直线的空间确实是四维的。一个“空间”的“维数”可以是我们选择来构成它的任何东西，如果取点作为构成空间的元素，那么没有人能够成功地看到多于三维的空间。
现代物理学正在迅速地教会一些人放弃他们关于除了数学“空间”（例如欧几里得的空间）以外，还有一个神秘的“绝对空间”的看法。那些数学空间是几何学家们为了与他们的物理经验联系起来而构造的。今天的几何学主要是分析的问题，但是，“点”、“线”、“距离”等等，这些过去的术语，有助于向我们提醒有关坐标集合的东西。但是不能由此推断，这些特定的东西是在分析学中能做出的最有用的东西。实际情况可能是，总有一天所有这些东西与更重要的东西相比，都是相对微不足道的了。
凯莱的最后一个伟大发明，是矩阵及其代数。这个题目开始于他在1858年的一篇论文，直接产生于对代数不变量理论的那些（线性）变换的结合方式的简单观察。回顾一下我们对于判别式及其不变量的描述，注意
这个变换。假设有两个这样的变换，
把其中的第二个变换应用到第一个变换中的x上。我们得到
我们只注意三个变换中的系数，把它们写成方阵，即
就可看出，连续实施前两个变换的结果，可以用下面的“乘法”规律写出来，
这样的（任意数目的行和列的）阵列就称作矩阵。它们的代数是由几个简单的公设得到的，我们只须列举下面几个。
这些规则的一个独特的特点是乘法的不可交换性。例如，我们由规则得到
右边的矩阵不等于如下相乘所产生的矩阵∶
在凯莱创立了它67年之后，海森伯在1925年发现，矩阵代数恰恰是他在其量子力学的革命性工作中所需要的工具。
凯莱所做的工作，许多已经成为数学的主流。他那浩瀚的《数学论文集》中，很可能还有更多的著作，将给未来几代富于探索精神的数学家们提供有益的食粮。凯莱最感兴趣的领域目前已不再流行，对西尔维斯特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数学有一个习惯，回到它原来的问题上，把它们归纳为范围更广的综合问题。凯莱于1895年1月26日去世。
1883年，杰出的爱尔兰数论专家、牛津大学的萨维利几何教授亨利·约翰·斯蒂芬·史密斯去世了。牛津大学邀请70岁的西尔维斯特担任这一空出的教授席位。这位令人惊奇的老人来到牛津大学，以一种崭新的数学理论（微分不变量）浇灌他的学生。
1893年，西尔维斯特79岁，他的视力开始减退，他变得悲哀沮丧了，因为他再不能以他往昔的热情演讲了。1896年末，在他82岁的时候，他在一个过去总是吸引着他的领域中，找到了新的热情——哥德巴赫猜想。
1897年3月初，他在伦敦的房间里从事数学工作时，突然瘫痪，因而丧失了说话能力。他死于1897年3月15日，终年83 岁。他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作一总结∶“我确实热爱我的学科”。
上一篇：qq空间等级怎么升级更快
下一篇：ski的现在分词是什么
发表评论